也談談2012年台灣大選：沒有主軸

身為一個本業是政治學研究的作者而言，一直避談現實的政治情況或問題，似乎有點未盡社會責任。撇開政黨立場，我也談談觀察這次大選的幾個思考。

2012年1月14日，台灣民眾將選舉新一任的總統與立法委員。選民將投三張票：一張是總統選舉票，一張是區域立委選舉票，另一張則是新設的不分區立委政黨票。

當媒體沸沸揚揚的炒作農舍案、宇昌案、富邦宴，這次大選的熱度始終不如往常。更令人覺得遺憾的，是政策辯論的表現上，候選人們還是一如往常，瀰漫著口號、務虛、分贓、媚俗。

媒體界舉辦了兩次總統候選人、一次副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。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辦了一次「文化界提問總統候選人」的發表會。有關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議題等滿天飛舞，提問內容龐雜，確實體現了台灣多元發展的種種訴求，但無法務實、聚焦的對話與討論，始終是這些政策議題無法有效論述的原因。

當候選人無法提出具體的願景、政策目標、策略做法時，任何的提問，仍只是類威權時代的「攔轎喊冤」。各界人士只能利用短短的一兩分鐘提出意見，最後加上問句，逼使候選人親口講稿幕僚準備好的資料，然後實問虛答一番。好處是，他們注意到這些問題了。壞處是，他們還是講不出問題核心究竟在哪，也沒有跟公眾指出問題該如何解決。

特別是，經濟或產業政策的論述特別薄弱。這較之以往，是很不尋常的事情。或許在這四年、兩次金融與歐債危機的情況下，政黨們根本還沒好好思考過，未來經濟治理的新模式(這是明年1月底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議程主題)。實在很令人擔心，大選之後，我們的經濟民生問題、產業發展、金融治理，這些錯縱複雜的問題，該怎麼辦。

經濟問題的重要性，不是在如何讓民眾大家都賺錢，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經濟問題無疑是牽涉最多利害關係人的政策議題。牽一髮動全身。但我們的政治人物卻一副打算視而不見。我們只聽到一方說，經濟很好；另一方說，經濟非常不好。然後呢？

另一個問題是大家都迴避，但政治人物也無能解決的，是官僚體系問題。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再談。官僚系統+經濟政策，兩個有焦距的問題，幾乎就構成了西方政治中左右派思想辯論的主軸。但台灣的政治人物，我看是沒人敢動龐大官僚體系這個怪物。因為這個怪物還是大票倉。

所以我看這次大選，我認為整個選戰的主軸就是：沒有主軸。

媒體操作

抄錄一段，

根據白宮解密的檔案表明，尼克森和他的國務卿季辛吉的對話紀錄裡，處處都是「我們把這個洩出去，把那個洩出去，這個應該給這個專欄作家，把那個也給他們。總之都是在談把哪個洩漏給哪家媒體的事」。季辛吉擔任尼克森與福特的國務卿時，常給記者洩露消息，但記者在報導時只說「根據國務院的一名高層人士」，季辛吉解釋說：「其實每個人都知道那個高層人士是我。這樣做的好處在於，外國政府不必把我說的視為正式立場。理論上，談判中的每一方都承諾保守秘密，但同時每個人卻都把自己版本的東西洩漏出去。那麼我覺得也該有個美國的版本洩漏出去。因此我們都在玩這個複雜的遊戲。」

倪炎元，《公關政治學》，219頁。

故事很精彩。
文字太囉嗦。

人口密度與人際關係敏感度

John Kotter在寫松下幸之助的傳記背景時，有這樣的觀點。

人口密度高的社會，對人際關係與責任義務很敏感。傳統性的社會價值，也為人際關係建立了穩定性。

那當大前研一所謂的「一個人的經濟」趨勢，遇到這種人際關係敏感度的社會結構，會碰撞出什麼新的行銷文化與價值？

Carbon Down, Value Up

我早上想到這句話。明眼人都知道，這句話是從cost down, value up來的。降低成本、提升附加價值的意義，是透過管理功能將整個生產或服務傳輸流程中的成本，予以合理性的降低及控管，並且從中找尋提升產品或服務價值的可能性。降低成本並不意謂就要降低售價或利潤。成本降低可以把原本的獲利空間拉大，在維持原價格水準下，從中增添新的附加價值活動，形成一種品牌服務的再投資內循環。

所以整個cost down, value up，是從策略到組織到流程的整體合理性設計與管理，期能像擰毛巾一樣的擠出人力或財力上的浪費，用以投資附加價值活動。這個觀念讓許多企業獲得很大的成長。原來管理可以讓整個企業組織活動節省如此多不必要的浪費，既可在售價上回饋顧客，也能在服務上回饋顧客。只要一個企業專注在cost down的管理上，都可以找出許多漏隙開口。

那如果我們把cost down的成本觀念，從金錢的數字轉到碳排放的數字，那麼我們可以重新評估所有企業活動流程中，從人、物、事、資訊、溝通上，以及從供應、生產、物流、會議、行銷等種種過程的carbon down程度。當我們把carbon down做好了，品牌的價值就提升了。既然企業能擰擠得掉不必要的cost，也能擰擠得掉不必要的carbon。對消費者而言，更廉價跟更美好的環境品質與道德動力，都是價值之所在。

我們的城市文明

雅典的城邦生活標誌了人類文明史上輝煌的一頁。在此之前的文明，透過錯誤嘗試的操作試驗來發展技術，但希臘人開始追問「為什麼」，努力的尋找真理或普遍知識。希臘哲人反覆探詢這些基本問題：什麼是人類在自然世界中行動的準則，什麼是適合的生活方式(what is the proper way to live)，什麼是好的論述，以及我們如何知道我們所知所想的是對的？

在一個城市中生活，除了經濟成長、競爭力、資本積累這些說詞外，還有更多更多屬於我們日常生活所應關切的事情。城市的環境，城市的生態，城市的步調，城市的氛圍，城市的氣味、城市的色彩。我們每天醒來，張開眼、呼吸、吃喝、玩樂、勞動、交談、漫步，都在城市的包覆中。這些是城市的文明，我們生活的哲學。

上週一個討論會中，留德的阿德博士說，他覺得台灣人不熱衷參與公共事務，是因為台灣人太忙了。忙於工作、家庭，以及複雜凌亂的人際關係，導致沒有力氣、時間、興致、熱忱去參與屬於附加於生活上的其他公眾活動。

很多朋友加班加到很晚，十之八九推敲起來，都是組織運作不合理所致。公司鬥爭越多、人際交叉越複雜，大家就越忙，而且忙得不合理，忙得很抱怨。因為加班導致家庭時間減少，導致睡眠時間減少，導致朋友相聚都很難，那誰還有時間參加什麼公共事務或社區討論？但我們都習慣了。這城市，這島上，哪裡不這樣？

我們需要發展一下屬於這個城市的文明，哲學的思考。否則我們都只是瞎忙的蟻窩，不是什麼偉大的城市。

多元中心與地方的內生潛質

五都選戰在即，我們關心藍綠哪一黨可以搶三求四(席)，還是老樣的，沒什麼人重視公共議題。見怪不怪了。不過五都首長選舉涉及很多新的地方制度格局變化與挑戰，我們真該關心一下自己所處的都市，未來在空間、權力層次上，在經濟、生態、文化層面上，將來何去何從。畢竟那是我們生活的城市。

五都的都會規模其實都很幅員廣大，這必然對公共服務的輸送與公共管理產生挑戰。要面對這個問題，首先要看整體都會空間的規劃是如何。這裡講的不是候選人那些華麗的房地產廣告式政見，也不是環線軸心怎麼翻轉又更新的抽象素描畫。這裡講的是，那麼大那麼多人的一個大都會，應該怎麼在空間權力的管理上進行合理思維。

多元中心(polycentricity)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論述與概念。多元中心對反的是傳統單一中心觀念，從一個中心向外緣擴散，形成中心邊陲關係。都市內所有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運作，都集聚在中心地區，由內而外的形成社會階層區位。多元中心也不是多核心，因為多核心是將單一中心的概念，複製在郊外的新市中心，雖然形成空間的分散，但是中心集權與擁塞的本質是不變的。

多元中心是將都會視為多個功能或屬性不同的城市複合體。一個都會，可以有兩個商業消費與政治中心，然後有文教、有自然觀光、有傳統文化、有生態保育、有風格商店區等等種種群聚的中心或園區。甚至更複雜的，在社會結構上，有資本主義主流區、社會福利實驗區、異文化與次文化生活區、有小農生產區、有部落原鄉區等不同的經濟社會機制與政治結構。等等諸如此類的規劃與發展。

多元中心也許看起來像拼貼的馬賽克，但其間的聯繫與互動關係，是充滿創意與活力的。

因此，多元中心都會內，次級地方組織(區)的功能將改變。區不可能再只是聽命於市政府中心的命令。區必須有自己的聲音、自己的夢想、自己的生命。就像在縣級政府的鄉鎮市，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特色，有自己的文化根源，有自己的資源連結，有自己的管理策略。以自己為中心，然後尊重鄰近或其他的不同中心，互為中心。這個稱為地方的內生潛質(endogenous potential)。

對公共管理這門學科的一點看法

在學理上，公共管理或新公共管理，嘗試在批判官僚組織運作的基礎上，重新在組織、功能、職權、政策工具等方面，導入企業管理的思維與實務做法。

但什麼是企業管理的思維跟做法？我建議有興趣的人，至少要讀過杜拉克的「管理的實踐」這本書。這本1954年就出版的經典，是使管理學變成一門研究領域、甚至往後變成一個學科的關鍵。我們可以意外的發現，以前企業管理叫做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在杜拉克之後，人們才改口 business management。

公共管理(public management)也是從傳統公共行政(public administration)轉蛻而來。但我認為公共管理一直走錯方向，導致這個名詞到處碰壁挨罵。公共管理不應該只是跟企業管理學皮毛，學外在招式。不是企業管理講競爭優勢、追求卓越、學習型組織、願景、執行力、藍海策略、六標準差，然後公共管理就拿來搞成拼裝車。兩者本質不同，這個大家都知道，公共性跟市場性的邏輯不同，硬是要把公共管理的內容全都換血成市場化，只會無端掀起左右意識形態的新仇舊恨。

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組織、公共事務、公共政策的管理。要問管理是什麼，就要先問公共(眾)是什麼。公共領域與市場領域不同，所以公共關係與市場行銷的做法就不同，所以公共管理與企業管理不同。

公共領域的複雜性，提醒公共管理學者，或許政府公部門在這個時代的新角色，不是做決策，而是挖掘公共議題，然後提供平台來邀請市場界與社會界的人士來對話，然後由代議部門來決策。政府本身不要再自成一個部門，為了自身的官僚利益而攪亂一潭惡水。套一句雷根說的，政府從來就不是解藥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。

政府的問題在於一直搶著要當這個快速變遷社會的解藥。變遷社會中那麼多的問題，確實需要政府出面解決。但政府可以出面，然後請別人解決。政府出面，因為它有合法性權威，所以各界人士會來；請別人解決，因為企業或民間社會永遠有比政府官僚更好的創意、彈性、公信力。政府可以提供公共資源讓他們對話並且著手解決，並在執行實驗過程持續不斷對話。政府的作用，就是杜拉克的目標管理－確保政策過程中不偏離政策目標的必要監督、協調、支援的管理。

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分析

適用於重大公共政策或社會議題，特別是涉及複雜與重大利害得失的互動關係。例如健保藥價、環保生態、開發建設、產業發展等決策與治理。

利害關係人涵括公部門、企業、非營利組織、專業者、一般公民等行為者與群組。

互動分析包含群組內與群組外。主要的互動力量是相互間的議價能力(bargaining power)與否決能力(veto power)。

套用Lasswell傳統的Who gets what, when and how來進行政治分析，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力大致有幾項內容：

1. 群組組成成員、(利益的)動員力、社會資本密度。

2. 群組的資源，包含資金、人力資源、知識與論述能力、(組織與策略的)管理能力。

3. 目標：正當性、合法性、公關彈性、宣傳廣告。

4. 時機點(timing)：目標與政策實現的急迫性、進場時間與大眾氛圍。

5. 策略途徑：手段或工具的靈活性、替代方案的涵容性、應對外部否決威脅的調和度。

還有很多，挖掘中......

小帝寶與社會住宅

政府決定要蓋社會住宅。第一批兩千多戶，只租不賣，以市價七折來租給學生、青年及弱勢。在帝寶旁邊的空軍司令部基地，也要實施興建社會住宅，被稱為小帝寶。

這些都是好政策，但大家反應觀望。以前政府也蓋過國宅，後來把國宅的前拿去補助房貸優惠。政府都有在做。但政策溝通不良的結果就是有做跟沒做差不多。

想想政府現在為什麼要蓋社會住宅，因為房價飆高，很多人買不起房子。問題出在哪？是住宅供給不夠，所以很多人買不到房子嗎？顯然不是，因為各城市的空屋率都還很高。

結構問題出在政府(不管哪一黨政府)仍將住宅視為市場中的商品，而非公共財的資源。當然，很多人認為，我們畢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，住宅不應該完全由國家配給。人民有選擇居住在哪裡的自由。這也是民主社會的一個特徵，可以用腳投票。

將住宅視為市場商品的結果，就是價格有買賣雙方決定。蓋社會住宅的背後意義，是政府決定採取混合的機制，讓住宅價格及供需不完全由市場力量與結構來決定。

問題是，我們打個比方，一個城市內有20%的社會住宅跟80%的住宅市場，20%就很自然的被這個都市的人視為貧民，很容易被社會或鄰近社區邊陲化或歧視。就像從帝寶出入的人，我們認定他是有錢人；那從小帝寶出入的人，應該就是窮人階級。這種社會標籤並無助於解決居住品質與社會正義。但政府設立社會住宅的初衷不就是這個嗎？

所以，依此類推，一個城市內有80%的社會住宅，跟20%高度市場化的房地產商圈或住宅圈，這個歧視的情況會改變。否則問題還是存在，而且民眾對居住的不公義感受會更強烈。這會像解嚴前的自由民主化，一點點、半吊子的民主，會讓社會要求更多更多。

你說，這樣我們不就變成社會主義國家？我也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比較好，這要政府領導人來做決策。不過反正我們對岸都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了，這種錯亂我們應該還能習以為常。

從社群力思考價值鏈

社群力，指得是不同於競爭市場中的銷售或管理，而是藉由社群價值或社群活動模式，創造與傳遞某種服務或商品。如果競爭市場的核心概念是利潤成本營收、市場佔有率、廠商與顧客議價能力、新競爭者或科技的威脅、競爭優勢與策略，社群力則是指價值議題的創造管理擴散、社會趨勢領導、承諾與夥伴關係、多元價值的包容與論述探索、社群溝通與對話等等。

我們已經習慣將競爭市場中企業活動的過程，視為一組價值鏈的活動。每一個組織提供服務或商品的過程，都包含了一個個的價值活動，將其連結起來進行有效管理，就形成企業的策略與管理活動。

社群力的本質是一種特定價值主張的溝通與互動，透過社群力量的連結與對話來形成網絡。社群力並不是新東西，而是一種對既有事情與既存結構的新視角。綜觀人類歷史的論述，自古以來關於公平(fairness)、幸福(happiness)、愉悅(pleasure)、正義(justice)、友誼、純真等討論，或者說從哲學探討最終的真、善、美討論，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價值主張幾乎都具有恆常性，但在論述上會因情境脈絡不同而有所演進。例如公民的公平權益，在希臘指得的本地的男性公民，不包含女人與奴隸；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末開始，解放奴隸與女性公平地位等論述才被真正談論與實踐；到了二十世紀末，我們仍不斷追問我們喝的咖啡來源是否符合國際及勞動上的公平，以及家電或美妝用品是否真正呼應了女性自主或性別正義。

社群力是很多行銷行為的基本分析基礎。但社群力不應只被視為一種行銷工具來操縱。因為操縱本身並不符合社群價值的初衷。這說起來很抽象，但其實也不難懂。我今天在公車上聽見小孩每逢路經麥當勞就開心大叫，先不管是麥當勞的漢堡好吃還是房地產操作得好，麥當勞扣應了小孩子認同的快樂價值。就像星巴克扣應了中產階級有閒愉悅的品味，或蘋果扣應了雅痞人士創新進步的潮流感。他們都運用了社群力來作為行銷行為的基礎。

那什麼是把社群力當行銷工具操縱？嗯，拿社群網路工具來競選或促銷的行為，多少都有這種意味。我承認這能形成某種流行效果，但會不會變成較長久的趨勢，就很難說。當然，懂這些流行效果的，總比那些還在迷戀電視廣告工業模式的人來說，強很多了。